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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名 | 近代實用型儒家循吏之學--袁簡齋論治發微=On Yuan Mei's Practical Confucian Statecra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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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嚴壽澂; | 書刊名 | 國立編譯館館刊 |
卷 期 | 27:2 1998.12[民87.12] |
頁 次 | 頁113-141 |
分類號 | 121.2 |
關鍵詞 | 儒家; 循吏之學; 簡齋; 袁枚; |
語 文 | 中文(Chinese) |
中文摘要 | 慧業文人錢塘袁枚簡齋,乾隆間以循吏名世。其論政之文,通達政體,熟悉民情,時有卓見。要而言之,大端有二,曰重實效,曰順人情。重實效,故主張「捐死法而任生人」。所謂死法,一指以文法束縛治事之官,一指執一成之法以御萬變之情。對治之方,在使治事者自為辦理,從容有成,亦即行政效率較權力制衡為尤要。既主治道以順人情為本,故以為行政立法當去煩苛,行恕道,有寬大氣象;世運之盛衰升降,即於政刑之弘厚是否覘之。故又謂廉察為害最甚,不仁而廉,不如不仁而貪;以谿刻為清者,一無所愛,生理盡絕,忍人所不能忍,不流於冷酷陰慘、殘民以逞不止。於是於公私二字,別出新解。所謂私者,非僅貨利之謂,意見之謂也。執意見之私者,師成心,逆人理,不許人人之自便其私,隧至毒流于天下。故公者,非別有一物在私之上,乃順天下之人情、集?私之總和之謂也。孔孟與申韓之別,循吏與酷吏之分,即由此而判。是故治道之本在民生,富尤重於教,然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之不齊,亙古如斯,聖人亦無如之何。故為政者須「安富」;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先已貧。明乎此,則知富民之當安,非為其為貧民所賴,為國命所繫也。有富有貧,既為勢之自然,則國家自不當干預,以求均平。且社會本有其潛運默化之功;若娼妓,若九流,為迂儒所不喜,然此乃情欲之感,為聖人所寬,更何況多少閑民依此而活,又焉可禁之而闢之乎?簡齋論治,重社會而輕國家,重個人而輕?體;論治生,則以經商為主。海通以前,六七百年間,吾國社會與思想發展之自然趨勢,或在斯乎。然而清末民初以來之社會政治思想,則又轉趨於重國家,重大?,如錢賓四先生所謂:「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與此自然趨勢恰相對反,馴至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而後止。天乎?人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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