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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名 | Chaos and Civilization: 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s of the Polity=混亂與文明:近代國體的清代淵源 |
|---|---|
| 作 者 | Crossley,Pamela Kyle; | 書刊名 | 思與言 |
| 卷 期 | 36:1 1998.03[民87.03] |
| 頁 次 | 頁119-190 |
| 專 輯 |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清末民初的「國族」建構專號 |
| 分類號 | 627 |
| 關鍵詞 | 章太炎; 梁啟超; 帝國體制; 種族思想; 西方民族主義; 文明; 混亂; Liang Ch'i-ch'ao; Chang Ping-lin; Lu Liu-liang; Wang Fu-chih;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
| 語 文 | 英文(English) |
| 中文摘要 | 身分認同是二十世紀裡一個十分重要問題，它對十九世紀的帝國構成很大威脅，很多古老帝國，如俄國、德國及法國等，都在民族主義的挑戰下土崩瓦解。由於帝國體制的失敗，不少學者因而忽略它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產生之作用。本文意圖用梁啟超與章太炎兩個歷史人物，以說明帝國一觀念在認同與國家形式兩者間所產生之影響。事實上，帝國體制與民族主義出現有很大的關聯。以中國為例，當談及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源起，其爭議點多集中於現代或傳統問題。所謂現代是指民族主義是西方文化東漸的結果，而傳統則以其為中國歷史上種族思想的延伸。至於帝國體制對民族主義所產生的影響則很少人會談及。本文認為種族思想與西方民族主義並無直接的邏輯關係，兩者之所以能夠牽連上，主要是帝國體制的影響。 無論梁啟超或章太炎，當談及種族思想時，兩人都將之溯源至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呂留良四位思想家。兩人也都強調四位學者之忠於明室，堅持華夷之辨的立場。事實上，他們四人所談之種族思想，與清末之種族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在所謂華夷之辨的問題上，清初所談之華夷問題是建立在君主之統治權力上，並以之分別文明與野蠻。所謂文明是有能力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秩序，而野蠻則是貪得無厭，違法亂紀。其次，他們亦強調文明與野蠻是源於人之道德性，而不在其外表上的差別。因此王夫之與黃宗羲認為種族界線並非絕對，是可以轉化的。黃宗羲更認為君主扮演著轉化野蠻為文明的角色。顧炎武及呂留良則對華夷轉化問題比較保留，他們雖承認道德是分辨華夷之標準，但很少討論及用夏變夷的方案。 根據上述明末思想家看法，君主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文明一概念上。另一方面，儒家向來有批判過分集權的傳統，因此君主便陷入矛盾的角色，即在文明的維護上要擁有較大權力，而在政治權力上則不能過分專橫。呂留良便認為君主在對夷蠻應扮演文明保衛者的角色，但在國內，其權力卻應該受到限制。因此顧炎武及呂留良均主張在國內實行封建。這種外表上鼓吹種族主義，實際上卻有自由主義之傾向想法，在清末時被反滿者拿來作建立漢族民族主義之號召。 梁啟超與章太炎代表後帝國時期兩個不同的想法。兩人思想一方面根源於明末思想，另一方面則是受十八世紀清皇朝中兩條不同思想路線之影響。清朝立國之初，反清學者仍然受到明末之道德學說影響，用作為反清的理由。因此清朝便要建立一個效忠價值及文化認同，作為其統治基礎，以對抗明末之道德觀。最明顯的一個例案便是呂留良一案。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主要是反駁呂留良的「天下一家」、「萬物一源」思想。書中表示清朝已履行聖王應行之政，滿人已轉化得與漢人無異。根據此種看法，認同是可以透過文明同化而達成改變。 但乾隆即位後，卻一反清初的做法，認為天下之成立，並非以道德為主，而是以皇帝之權力為中心。乾隆在其《滿洲源流考》一書序言中，仍用《大義覺迷錄》中所引孟子說話：「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孟子‧離婁下》)。不過他對上文的解釋，卻與其父完全不同。雍正認為孟子強調的種族認同並非絕對，人的身分可以隨文明程度而變異。但乾隆則認為舜及文王雖然都維持他們本身之認同身分，並無妨礙他們的君主地位，故統治權與認同並無關係，最重要還是皇帝能建立其權威。因此乾隆在位期間，不斷強調滿洲認同，因而編纂了《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等書籍。乾隆的種族認同觀念，為清末的漢、蒙、藏等種族的獨立運動奠下基礎。 梁啟超原來是一個種族主義者。1897年在時務學堂教書時，他便強調明末揚州、嘉定等地的屠殺事件，同時更追溯漢族之祖先到黃帝身上。不過，他並未有如章太炎一樣，主張漢滿戰爭。到1898年以後，梁啟超才由種族革命轉向以保皇為主的君主立憲。梁氏之轉向，一方面是由於在百日維新時與光緒皇帝建立私人關係，另一方面是因為其在日本之經驗，了解到共和制度並不易實行。中國之改革，如以國權以至民族帝國主義為手段，將更易達成。故梁氏主張中國應該是一個包容性的政治實體，而維繫這一個實體的核心則是君主。 章太炎接受梁啟超之種族主義，並奉顧炎武作為其種族思想之源起。他亦像顧炎武，反對權力集中的政治制度，主張分國而治。因此，章太炎是認可少數民族的獨立。對於種族問題，章太炎強調環境對種族形成的影響，這種民族自然形成的看法，使得章太炎頗接近西方之新環境主義者 (neo-environmentalist)。新環境主義者認為民族之自然歷史是民族性的決定因素。章太炎更認為民族性是永恆的，是文明的基礎。這一看法類似明末思想家。不過由於章氏對滿人強力排斥，故他把漢族與其他族群矛盾放在次要地位，也因此章氏思想曾出現有泛亞細亞主義。為了強調滿漢兩族的差別，章太炎利用乾隆時代編纂有關滿洲源流之書籍，指出滿漢之不同源証據，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代，其結論就是滿漢同化是不可能的事。 章太炎與明末思想家之差別有兩點。首先章氏認為文明與進化無必然關係，野蠻人不會因進化而得到文明，在其〈俱分進化論〉一文，章氏指出好與壞在進化中同步，故夷狄之人雖然在進化，亦無法拋棄其落後因素。其次，明末思想家認為華夷之別在於道德，而章太炎則以為不在道德，而是在其內在聯繫。這種內在聯繫'章太炎稱之為「國學」或「國粹」。 談近代思想，傳統與現代是最大之議題。亦由於此一緣故，不少人強調某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如梁啟超極力強調他本人思想之現代性，因而便在《清代學術概論》指稱章太炎是由正統演化而來，忽視章氏偏離正統儒家之想法，這是對章氏與及梁氏本人思想的扭曲。民族這詞彙雖然是由西方輸入，但它的概念早已中國存在，而本文所特別強調是它與清朝建立帝國的理念之關係。(李朝津撰) |
| 英文摘要 | The forms of the national state as proposed by Liang Ch'i-ch'ao and Chang Ping-lin, among others,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empire were predicated upon assumptions about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 culture and identity that had been formed in the Ch'ing era. The generation of Liang and Chang were inheritors of not only literature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ut also the residue of a great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en-lung era. Early Ch'ing rulers ha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effects of Civilization--what we would now characterize as "Confucian" ideas about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bility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groups. By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however, the Ch'ien-lung court had made pervasive very different ideas, resembling what we would now call essentialism. During that period,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he origins of many of the empire's peoples were published and became enduring elements in the awareness of educated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empire, Liang adhered to the earlier idea of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ivilization, entering into dialogue with the cosmologists and philosopher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cause he affirme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is civilizing process, he envisioned the new state as expansive, inclusive, but culturally authoritarian, erasing minority cultures in the interests of a generalized, standard form of Civilization. Chang, in contrast, emphasized the permanence of identity, its relation to ancestors, and the historical failure of Civilization to eradicate Chaos through the actions of an expansionist state. Thus, echoing many elements of the ideology of the Ch'ien-lung period, Chang rejected the transformationalist project, and envisaged a future of small, discrete, culturally distinct states in which no group had the authority to transform an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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