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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 | 《史記.河渠書》析論=A Study of Ho-ch'u shu of the Shih-c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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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阮芝生; | 書刊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
卷期 | 15 1990.12[民79.12] |
頁次 | 頁65-80 |
分類號 | 610.11 |
關鍵詞 | 司馬遷; 史記; 河渠書; |
語文 | 中文(Chinese) |
中文摘要 | 八書乃史公「論治之言」,史公作八書之目的乃在於「觀世變,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後王之意。」舉《河渠書》一篇實證。今觀太史公作〈河渠書〉,河經渠緯,河渠夾敘而河重於渠,首稱禹抑洪水之功,末引武帝〈瓠子之詩〉,歷述二千年間道河穿渠之由,並及利害得失之故,全篇以「利害」二字貫串,實寫詳敘,篇終以「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括盡一篇,並因而點明「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之意,深心微旨,真乃一篇妙文;而學者不識「微文刺譏」之辭,不達「垂法後王」之意,竟以為武帝勵精圖治,有憂世救民之思,史公為作〈河渠書〉以予之,此則大悖本指也。但史公作〈河渠書〉或八書之時,何以能於其中「觀世變,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後王之意」?此與史公之「史心」有關。「史心」者,史家之心理、胸懷與思想。史家之心、胸、思想不同,則其作品之選題、取材、見解與著述目的均將隨之而異。司馬遷出身太史世家,幼承庭訓,親炙名師,遍遊名山大川,博覽諸子百家,臨終受命著史,欲承周孔、繼春秋,故述往明來,以俟後聖,並以之顯己揚親;其心中有生民休戚,有天下後世,有史家之責,方能將八書寫成如此這般,使《史記》成為「百王大法」。昔劉知幾以「史才」、「史學」、「史識」為史家三長,章實齊復倡「史德」以補足之。竊謂欲究史家底蘊,於才、學、識、德外,更須明其「史心」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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