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篇目查詢-詳情

題　名	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Electronic Fence as a Detention Measure and Scope of Habeas Corpus Review in Cases--Discussion of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s Ruling No. 2 and No. 3 in 2022
作　者	劉青峰;
書刊名	交大法學評論
卷　期	13 2023.09[民112.09]
頁　次	頁1-43
分類號	571.941
關鍵詞	人身自由; 居家隔離; 電子圍籬; 拘禁; 提審; Right to personal liberty; Home quarantine; Electronic fence; Detention; Habeas corpus;
語　文	中文(Chinese)
中文摘要	COVID-19疫情肆虐期間，為避免大規模社區傳播，國家針對感染者與自國外入境者，採取居家隔離與集中檢疫之干預措施，同時輔以電子圍籬監控，藉以確保隔離與檢疫手段之執行。於此種高度干預人身自由之情況下，隔離檢疫者就上開剝奪自由之措施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審。然而，本文分析兩號裁定內容發現，法院一方面指摘臺北市衛生局以口頭方式所下命之隔離處分，係具重大明顯瑕疵而自始無效，惟另一方面卻又認定在此條件下，隔離檢疫者之人身自由仍未受到拘束，故難認有逮捕拘禁之事實而予以駁回。對此，法院令人費解之論述，實有割裂適用行政程序法、傳染病防治法與提審法之虞，且違反體系解釋之一致性或融貫性要求，進而破壞法秩序之穩定，喪失法律適用上之可預見性，最終將導致人民無所適從。此外，該裁定亦顯示出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是否涵蓋心理影響、法院審查剝奪自由處分之範圍為何與公共政策之後果考量應在法院審理提審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等三個問題。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本文首先認為，違反電子圍籬規定處以高額罰鍰甚至係刑罰之措施，其將導致隔離檢疫者經濟上與社會評價降級之嚴重不利益，進而對其形成巨大之心理壓制，故應肯認發動電子圍籬措施係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其次，法院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範圍，因無涉罪責認定與尊重行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專業裁量，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而係應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並非如傳統實務見解所稱僅審查程序合法性。最後，居家隔離者聲請提審後，法院審查行政機關之隔離處分，倘發現其具有重大瑕疵原因而自始無效，此時法院無須受限於公共政策之防疫角度，考慮釋放當事人之「後果」並自為限縮裁定釋放之範圍。因此，法院倘認行政機關所命之居隔處分自始無效，即應立即當庭開釋隔離檢疫者，落實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英文摘要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order to prevent large-scale community transmission, Taiwan implemented home isolation and centralized quarantin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lectronic fence surveillance for 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those arriving from overseas. Under such a high level of interference with personal liberty,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applied to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for review of habeas corpus of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two rulings reveal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court criticized that the isolation ordered orally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flawed and invalid from the beginn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personal liberty of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had not been restrain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therefore dismissed the case for lack of arrest and detention. For this, the Court’s incomprehensible reasoning threatens to divi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the Habeas Corpus Act, and violates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stency or coherence i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will destroy the legal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Ultimately, the people are in a very Catch-22 situation. In addition, the two rulings also brought to light three matters: whether personal liberty protection extends to psychological impa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urt should examine cases involving deprivation of liber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urt’s evaluation of an arraignment case.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three problem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high fines or even criminal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s of electronic fencing will lead to a ser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owngrading of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which will in turn form a great psychological suppress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deprivation of personal liberty. Secondly, the court examines the scope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s. Since there is no culp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initiat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s, the court does not examine the suitability of the measure, but only examines its substantive reason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cedure. Instead of simply reviewing procedural legality, as traditionally perceived. Finally, after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applies for arraignment, the court examines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quarantine sanction. In this case, the court is not bound by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to consider the “consequences” of releasing the client and limit the scope of the ruling on rel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prevention of disease. Therefore,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segregation order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is invalid from the beginning, it should immediately release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in court to implement the intent of Article 8 of the Constitution to protect personal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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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 (2023) 。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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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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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頁1-43。

系統編號	0007884794
刊名	交大法學評論
主要題名	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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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 (2023) 。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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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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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峰。〈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交大法學評論》，13 2023.09[民112.09]，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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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簡介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原名「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紙本)，創刊於民國59年元月，72年開發自動化作業後，在82年以「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線上新系統」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紙本) 同時提供期刊論文索引檢索服務，並於83年開放館外網路連線查詢。87年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建置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與「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提供遠端讀者期刊文獻傳遞服務；94年合併「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與「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並更名為「中文期刊篇目索引系統」，此後不論是檢索或是已授權開放的全文影像之利用，均為免費服務。為更符合資料庫所收錄之期刊係以臺灣之出版品為主，因此，99年再度更名為「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冀能提供更具開放性之多功能服務。

　　有鑑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國家圖書館於108-109（2019-2020）年進行《臺灣期刊文獻資訊網》的全面改版更新，希望本系統能與時俱進，使資料庫介面符合最新的網頁設計原則，也希望資料庫能提供更多友善功能，以及整合書目計量相關的資訊。此更新版系統自110（2021）年3月以全新風貌提供全球服務；是國家圖書館為臺灣期刊論文建置索引並提供服務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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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主要收錄自民國59年以來，本館館藏之臺灣出版的中西文學術期刊、學報以及部分港澳地區出版的期刊逾5,000種，其中約2,800 種為學術期刊。館藏民國以前之學術期刊亦陸續回溯建檔中。至110年3月更新版系統推出時，系統中已包括逾270萬筆篇目資料，其中約42萬篇已獲得出版社或作者授權開放於網際網路供眾使用。

　　本系統所收之期刊論文係以研究論文為主，其他如文藝作品、通訊消息、會計報告、人事動態、定期統計資料、產品介紹、隨筆漫談等均不錄列。收錄於本系統的學術期刊及專業期刊之單篇文獻，就其性質可區分為學術性及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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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綜合評述等專業性論著，雖不具完整論文格式，仍歸類為學術性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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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之內容為文件、報導、講話、心得、知識等，僅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資料而非論著本身者，則歸屬於一般性文獻。

　　學術性文獻另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 (試用本)》（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訂出版，民國68年）加註該篇文獻所屬分類號，以便提供研究人員得以按類查詢所需資料。「臺灣期刊論文索引」自開始發行紙本迄於今日的新版系統建置，已歷時逾 50 年。此系統不只服務國內大專校院學生及研究人員，也廣為世界學者利用以查詢臺灣的期刊論文；每年使用人次達1,000 萬之多。

　　為落實學術資訊開放與學術文獻檢索利用，並提供有效的知識導航與無償服務，俾能增進文獻的可見度與被引用率，本館積極爭取刊物及個人著作者的無償授權，希望藉由本系統的查詢平台，提高期刊文獻的能見度與被引用，使研究者更能充分利用學術研究成果，從而提升臺灣學術研究效能，進而增進全人類的文化、知識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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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固定刊名，依數字或日期順序編號發行，標示主編或出版者身分及出版發行國別，刊期7日以上不滿1年之一般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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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固定刊名，依數字或日期順序編號發行，標示主編或出版者身分及出版發行國別，刊期7日以上不滿1年之學術性刊物。

3.出版間隔一年以上或不定期之學術連續性出版品：

具備固定刊名，依數字或日期順序編號發行，標示主編或出版者身分及出版發行國別，出版間隔一年以上或不定期之學術連續性出版品。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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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中心典藏大陸期刊篇目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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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1946-1979）資料庫簡介

系統簡介

　　此資料庫是將《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1946-1979）》所收錄的文獻，建檔收錄於資料庫中，所收錄的近三十年資料包括期刊、報紙、論文集、學位論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在的科技部）研究報告中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單篇論文；總計包括期刊文獻901篇，專書論文11萬多篇，15種報紙中的論文3萬多篇，論文集205種，論文3,900篇，學位論文2,200多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1,200多篇。使數量龐大卻又分散於各不同類型文獻中的中國文化研究相關論文，得以藉由此目錄索引資料庫而簡化查詢途徑。

Table of Conten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nograph Series, 1946-1979)

序

　　自政府遷臺以來，迄今三十餘年，由於政治革新，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教育普及，遂使臺澎金馬復興基地在各方面均有空前之成就，學術文化研究成績斐然，亦屬空前成就之一。在學術文化研究之中，對中國文化之研究乃近三十年來國人熱衷對象之一項，報章雜誌中有關中國文化研究之論文為數極夥。吾人今日反共為一文化之爭，蓋中共信奉馬列共產主義，而馬列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實背道而馳，其表現於清算鬥爭、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批孔揚秦，均屬摧毀中國文化之具體表現。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先總統蔣公在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會中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主旨即在保衛中華文化，並使中華文化得以發揚，以對抗中共毀滅中國文化之暴行。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會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遂積極推行，各項工作齊頭並進，而加強研究中國文化即為本會重要工作之一。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內涵博大，但未必全盤適合今日之時代，乃極易明瞭之事理。自清末以來，外侮日亟，國勢日替，國人多有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者，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已舊已老，應予打倒，另迎外來全新之文化，於是形成民國初年思想界之駁雜混亂，提倡社會主義者有之，提倡資本主義者有之，提倡無政府主義者有之，而共產主義亦乘隙而入。故知今日中國之悲劇乃肇因於文化妝題，而中共之得勢不過其結果之一表象而已，欲解開當前中國悲劇之結，從文化入手實乃最根本、最澈底之途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內涵博大，但未必全盤適合今日之時代，乃極易明瞭之事理。自清末以來，外侮日亟，國勢日替，國人多有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者，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已舊已老，應予打倒，另迎外來全新之文化，於是形成民國初年思想界之駁雜混亂，提倡社會主義者有之，提倡資本主義者有之，提倡無政府主義者有之，而共產主義亦乘隙而入。故知今日中國之悲劇乃肇因於文化妝題，而中共之得勢不過其結果之一表象而已，欲解開當前中國悲劇之結，從文化入手實乃最根本、最澈底之途徑。

　　其實，民族文化之革新必不能完全脫離舊傳統而從頭另起爐灶，成功之文化變遷乃老樹幹上生新芽，故今日論中華文化復興，不可將舊傳統一律丟棄而全盤西化，亦不可固執傳統一成不變，乃須研究如何在傳統基礎上創新文化。然則，傳統文化中何者為精？何者為蕪？應如何去蕪存精？應如何吸取外來文化之適於國情者？應如何創新中華文化？應如何發揚中華文化？均待國人詳加研討，反覆析論，始能獲致正確答案。因此，研究討論中華文化極屬重要。國人於此雖早有論述，而本會自成立以來，對中華文化作各種不同角度之研析尤予鼓勵，其成果頗有可觀，論文篇章之繁多為其具體表現也。

　　本會鑑於近三十年來研究中國文化之論文數量龐多，且分散各報章雜誌，苟無目錄索引，查閱至為不便，甚至不免有無從下手之感。故本會早有意編印「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俾供中外人士研究中國文化者之檢索，亦總結研究中國文化之成果也。然此一編輯工作須具專業知識，本會人手不足，又缺乏蒐集資料之環境，無力自任其責，今商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王館長振鵠先生之同意，由本會撥付編輯經費，國立中央圖書館負編輯工作之責。

　　本書於民國六十九年一月由本會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王壽南博士首先策劃，同年三月十六日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開始編輯工作。編輯工作由該館閱覽組主任張錦郎先生主持，歷時一年有餘，至七十年八月編輯完竣，並由本會委請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在本書付梓之際，對王壽南先生之妥善策劃，王振鵠館長之鼎力協助，張錦郎先生與參與編輯人員之辛勞工作，謹致敬佩之意，是為序。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三日

陳奇祿謹識

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凡例

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為總結、整理近三十年來國人闡揚與研究中國文化的單篇論著，藉以綜覽三十年來國人文史哲學科研究的成果；並便利中外學術研究工作者檢索參考，爰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二、本書收錄期刊、報紙、論文集、學位論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中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單篇論文，條目凡十二萬餘。其中期刊九０一種，論文八萬餘篇；報紙十五種，論文三萬二千餘篇；論文集二０五種，論文三千九百餘篇；學位論文二千二百餘篇；行政院國科會研究報告一千二百餘篇。

三、本書所收錄的期刊、報紙、論文集、學位論文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等，以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八年底在臺出版者為主，兼收同一時期海外自由地區出版的期刊及論文集，並酌收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在臺出版的期刊、報紙及論文集。

四、本書收錄期刊以各大專院校的學報、各學術研究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集刊及定期出版的學術期刊（如大陸雜誌、食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等）為主，兼及文史哲學系系刊或會刊，如為大學院校綜合性校刊，知見所及，也加以收錄。地方文獻期刊，本書單收各省文獻期刊，惟臺灣省則兼及縣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的期刊。其他一般期刊及科技刊物，如有論及中國文化的，也酌予收錄。

本書收錄的報紙，因人力及物力所限，暫收十五種，其他如臺灣時報、民眾日報、民族晚報、國語日報（已收書和人雙週刊）及海外僑報等容續編時補入。

本書收錄的論文集，包括個人自著及二人以上合著（編）兩種。收錄個人自著的論文集，原因有：

（一）原在期刊、報紙、會議報告上發表後，結集成書時復加修訂；

（二）有尚未在期刊、報紙上發表的；

（三）原發表的期刊及報紙本書未收錄的，因此，此種論文集，仍有收錄的價值。二人以上合著（編）的論文集指開國紀念論文集，機關學校成立論文集、祝賀生日或退休論文集，或就某一主題編輯的論文集，或學術會議的研究報告等，本書對於論文集尚未及收入的，擬在續編時補入。

五、本書所收錄的期刊、報紙及論文集，各編有一覽表，列於每冊之後，以供參考。

六、目錄索引的編製，對於論文取捨的標準，頗難獲得共同一致的看法。如僅供專家學者利用，收編學術期刊及論文集即可；但研究生、大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需要，仍需顧及；同時目錄索引的作用，在整理既有的成績，或藉論文的種類與多寡，看出學術研究的趨向。因此，本書收錄論文的原則在兼顧多方面的需要，茲再條舉數點，輔助說明如下：

（一）學術期刊全收，包括通訊、短評、來函更正的短文、補白等。

（二）普通人文及社會科學刊刊則儘量收錄，惟不收短評及補白文字等。

（三）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期刊甚多，其中偶有文史哲學方面的論文，本書據「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等抄錄，未能一一檢查原文。

（四）通俗性期刊偶有資料性或史料性論文，本書亦兼收錄。

（五）地方性文獻期刊論文資料頗多，其中內容大部份為歷史、人文地理資料；尤其是傳記資料特別豐富，本書均儘量收錄。

（六）報紙除收錄副刊、特刊外，兼及有關的社論、專欄、訪問稿、演講摘要、有重大貢獻人物的逝世消息、追悼回憶文字等。

（七）原則上不收錄報紙上的「方塊」短文，或報刊上的讀者投書；惟重要者亦加收編，如聯合報易金撰「幕前幕後」，常有文史或人物資料，酌予收錄。

（八）個人自著的論文集或就某一主題編輯的論文集，其中所收論文有發表於抗戰前後的，如鄭騫撰「從詞到曲」一書載有抗戰前論文，也予以收錄。

（九）有關文史哲學的會議報告、紀錄、消息等，亦予以收錄。

（十）凡並論古今的論文，也予以收入。如張振鐸撰「從歷代職官之演變看現行兩大任用制度能否並行不悖」（人事行政五十五期）。

（十一）討論語文教育的論文甚多，本書以收大中學語文教學為主，兼論中小學語文教學的，亦酌予收錄；歷史教學論文亦同。

（十二）傳記類外籍人物收錄的標準，必須在本國任職工作較久，其事蹟與我國有關者，如英人赫德（ Robert Hart ）供職我國政府垂五十年，其事蹟與清末新政有關，亦著錄之。

（十三）一稿分見數處的論文，仍一一著錄。

七、本書共分六冊，即：第一冊包括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文化與學術、哲學、經學、圖書目錄學；第二冊語言文字學，文學；第三冊歷史

（一）史學、通史、斷代史、考古學、民族民俗學；第四冊歷史

（二）專史（學科史）；第五冊傳記；第六冊著者索引。各類論文篇數多寡不一，或分或合，以便檢查。

八、本書均按論文內容歸類編排。其分類方法儘量與「中國圖書分類法」配合，以便讀者檢索資料。

九、本書各冊均分數大類，大類之下再細分子目。各冊類目表附於書前，類名後並列各類論文編號起訖號碼，以便讀者檢索資料。

十、本書分類表類目的擬定，視收錄篇章的多寡而建立，故有精粗詳略的分別（一般情形以收錄十五篇以上始立款目，其未立款目而無相近類目可歸類時，皆彙入該大類通論之內）。

十一、本書對於分類的原則，有下列幾點說明：

（一）將有關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的論文，集中在首冊「國父與先總統蔣公」類內，以示崇敬。如「國父與中國文化」、「先總統蔣公的哲學思想」等論文，均收在此類。

（二）書評、序跋、書目、索引、版本等，依其性質歸入各有關類目，如紅樓夢研究書目，歸入文學古典小說，文心雕龍版本考，歸入文學批評；泛論書評、序跋、書目、索引、版本的論文，始入圖書目錄學。

（三）凡論文內容涉及兩個時代以上的，歸入最前的時代，如「漢唐宰相制度的比較」，歸入漢代政治制度。

（四）凡討論一個人的哲學思想，歸入哲學類各時代哲學家；如論及專門學科的哲學思想，則按其學科性質，分別歸入各有關學科。如論孔子的哲學思想，歸入先秦哲學家，孔子的教育哲學，歸入歷史類（二）教育史（第四冊）。論非哲學家的思想，歸入傳記；如胡適撰「傅斯年的畢生思想」，入傳記。

（五）本書設經學類，收錄有關易、書、詩、三禮、春秋及三傳、論孟、孝經等十二經論文；惟小學類字書、訓詁、聲韻等入語言文字學（第二冊）。其專論各經某一篇章的，仿經義考例，依序排列。

（六）綜論語法的論文，歸入語言文法，如專論一書的語法，則依該書分類。如趙元任撰「國語的語法和詞彙問題」，入語言；許世瑛撰「論語學而篇的句法分析」，入論語。

（七）語言類方言目及歷史類方志目，均按地區分為：北部地方、中部地方、南部地方、東北地方、熱察綏寧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臺灣等。

（八）文學類兒童文學目，包括童詩、童謠、童歌、童話等，均不入民俗歌謠類。

（九）敦煌學收錄有關敦煌資料的發現經過、收藏情形、整理與研究考證等文字；如有利用敦煌資料研究文學、宗教、經學等文字，則歸入各有關類目。如「敦煌寫卷『鷰子賦』成立的時代」一文，入文學類。

（十）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歸入考古學類，不入文字學，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古文字研究室編印的「中國文字」，其論文大部份均歸入考古學類。

（十一）本書第四冊為學科史，惟下列有關學科史論文分入各類：

1.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歸入首冊文化與學術類。

2.圖書館史歸入首冊圖書目錄學類；惟博物館史歸入學科史。

十二、本書對於傳記人物的分類，有下列幾點說明：（一）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的傳記論文收在首冊。

（二）外國漢學家歸入文化與學術（首冊）類漢學研究。

（三）凡論題涉及正史列傳的人物，依所討論的正史歸類，不入傳記。如「史記伯夷列傳」、「史記屈賈列傳疏證」等，均入史記。

（四）歷史類方志目所收傳記人物，原則上以發表在地方文獻刊物上，其事蹟與近代地方活動有密切關係者為主，其他報刊上有類似此類論文的也歸入此目。

（五）宗教人物除佛教人物在傳記類另立一目外，其餘均與一般人物分類法相同。

（六）討論族譜、姓氏、生卒年、傳記文學等論文，均歸入傳記類。

（七）傳記類分傳先依時代分，同一時代再按被傳者姓名筆劃排列。被傳者姓名如另有習慣稱呼（如字號、筆名），則依習慣稱呼排列。

（八）哲學家與文學家先按時代分，其時代以卒年為準，同一時代再按出生年代先後排列。惟本書所列依時代分，先秦時代不包括秦代。

十三、本書著錄的款目，依表格式排列，以資醒目。凡期刊論文則注明：篇名編號、篇名、著譯者、刊名、卷期、頁次、年月。報紙論文則注明：篇名編號、篇名、著譯者、報名、版次、年月日。論文集論文則注明：篇名編號、篇名、著譯者、論文集名稱、頁次、年月。學位論文則注明：篇名編號、篇名、著者、研究所名稱、畢業年度、頁數。國科會研究報告則注明：篇名編號、著者、國科會補助的學年度。

十四、本書對於上述各款目的著錄與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篇名

1.凡連載的論文，篇名相同時，祇列舉一次篇名；如連載時有不同的子目，則分別予以標明。

2.凡篇名字義不足以顯示其內容者，在篇名後以括弧加注按語，如甲凱撰「翰苑書賊」，加注係談永樂大典。篇名另標有副標題的，照錄。如莊嚴撰「山堂清話」，注明副標題：回憶故宮四十年；惟副標題如為一般客套語，則略去。如為○○典禮上致詞，○○會議上報告等，均略去。

3.本書對於重要學術論文偶加注子目，重要傳記人物，偶加注籍貫、字號、生卒年等，以提示其論點所在。

4.原報刊篇名誤排時，均予以更正，依正確篇名著錄。

5.書評缺原書名或著者不全時，均檢出補正。

6.傳記論文缺被傳者姓名的，檢出補正。報刊上傳記論文的篇名每有題意不明確者，本書著錄時偶有更改（或加字號、生卒年等），另在篇名後加原題目名稱。

7.凡篇名討論二個以上主題時，作分析片，歸入有關各類。如「陶謝詩韻與廣韻之比較」，分別歸入陶淵明（文學古典詩）、謝靈運詩（文學古典詩）及廣韻（語言聲韻）。

8.如論文附有英文摘要或英文稿附有中文摘要的，均在篇名後注明。

（二）著譯者

1.著譯者以期刊或論文集內文所題者為主，如與目次所題不同，依常見者著錄。如東方雜誌第 6卷11期（民國62年 5月）「伏波將軍馬援」一文，目次著者題「蔣君章」，內文標「惜秋」，依「蔣君章」著錄。

2.著者如係二人，俱錄；二人以上，依篇名中所列第一人為著者，稱「某某等」。

3.著者未署名，題「未具名」；如屬社論，注明「社論」；早期「聯合報」社論分為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三種，均分別著錄。

4.演講稿，講演者與紀錄者名下，統一題○○○講，如繪圖與○○○記著者非同一人，注明○○○文。 ○○○圖

（三）卷期期刊卷期的著錄方法，如「 3： 2」，表示 3卷 2期；如僅有卷號而無期數，或僅有期數而無卷號，則僅著錄其卷號或期數；期刊合刊的著錄方法，如「 3：1/2 」表示 3卷 1、2 期合刊；期刊連續的著錄方法，如「 3： 1─6 」，表示 3卷 1期至 6期。

（四）頁次頁次的著錄方法，如「 3─5 」表示 3至 5面；如〔35〕，表示連載論文累積的總夏數或學位論文的頁數。如有圖表頁次另計者（「故宮季刊」大都如此），加以注明。

（五）出版日期出版日期的著錄方法，如「56．7 」，表示56年 7月；如「56 ． 7、9 」，表示56年 7月， 9月；如「66． 3─5 」，表示 66年 3月至 5月；如「67． 4、 1─5 ．28」，表示67年 4月 1日至 5月28日；如「55．11．17，24；12． 6，13」，表示 55年11月17日，24日，55年12月 6日，13日。餘類推。

十五、第六冊為著者索引。著者索引的目的，是輔助分類目類之不足。本書係依類編排，同一著者的論文分散在各冊，如欲查考某著者的論文收編在那一冊，或欲瞭解某著者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可利用著者索引檢索。著者索引包括個人著者及團體著者。均依其姓名或團體名稱的筆劃排列。筆劃相同的依前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目錄檢字表「、—︱／」四部的先後順序排列。著譯者名稱後附以所著譯論文的篇名編號，編號首字為冊數代號，如「 305671 」，表示該著者論文收在第 3冊第 5671 號。若有重號則以 *或**區別之。

十六、著者索引對於同名而非同一著者，儘可能查出，分別著錄；對於同一著者分別以本名、筆名、別名發表者，亦儘量歸併在本名下；論文如係二人合著、合編、合譯等，均分別著錄。外籍人士以姓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十七、本書除第六冊外，每冊書後附有收錄期刊、報紙、論文集一覽表。期刊一覽表注明：刊名、創刊（復刊）年月、出版地、出版者、本書收錄的卷期、收錄的篇數及涵蓋的年代。罕見期刊注明收藏機關。間亦注明編者或刊名、刊期變更經過；報紙一覽表注明：報名、創刊年月日、收錄的年月及篇數，間亦注明停刊及改名經過；論文集注明：書名、編者、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頁數及所收篇數。

十八、本書收錄的期刊或論文集有用簡稱的，分別在收錄期刊或論文集一覽表內，注明全名。如「史語所集刊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十九、本書大部份論文均經寓目，期其可信，編輯態度亦力求慎重，但因編者學力所限，錯失在所難免，尚望方家不吝指正，俾於再版時訂正補充，是所企盼。

Table of Conten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nograph Series, 1946-1979)

編輯委員

主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各冊編輯委員：
第一冊：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文化與學術哲學經學圖書目錄學
編輯者：張錦郎（召集人）王錫璋吳碧娟王國昭
助理編輯：俞寶華施希孟
校訂者：喬衍琯劉兆祐王國良林慶彰

第二冊：語言文字‧文學類
編輯者：張錦郎（召集人）王錫璋吳碧娟王國昭
助理編輯：俞寶華施希孟劉美鴻
校訂者：喬衍琯劉兆祐王國良林慶彰

第三冊：歷史類
編輯者：張錦郎（召集人）王錫璋吳碧娟王國昭錢月蓮
助理編輯：俞寶華施希孟劉美鴻
校訂者：喬衍琯劉兆祐王國良林慶彰

第五冊：傳記類
編輯者：張錦郎（召集人）王錫璋吳碧娟王國昭
助理編輯：俞寶華施希孟
校訂者：喬衍琯劉兆祐王國良林慶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