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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名 | 「國家利益」導向與「弱國外交效應」--以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初期對蘇及諸列強關係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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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王競康; | 書刊名 | 海軍學術雙月刊 |
卷 期 | 43:1 2009.02[民98.02] |
頁 次 | 頁4-17 |
分類號 | 578.21 |
關鍵詞 | 國家利益; 弱國外交; 抗日戰爭; 八二三淞滬戰役; 南京保衛戰; 以夷制夷; |
語 文 | 中文(Chinese) |
中文摘要 | 提 要: 一、國際關係講究利益和利害關係,國家利益是一國外交的最高準則。俄國自十 月革命後,共產主義蘇俄誕生,國際關係中因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不同,而經常 出現新的矛盾和對抗,使國際關係變得更加「複雜離奇」。 二、蔣委員長出於反蘇反共的政治性格,一直對蘇俄採取不信任政策,中、蘇關 係十分低迷。九一八事變後,蔣委員長將遏制帝國主義日本的希望寄託於西方列 強大國,其結果是大失所望,反而是共產主義的蘇俄站在中華民國一邊。七七事 變爆發後,當西方依然綏靖帝國主義日本時,蘇俄為了國家利益全力援助中華民 國。蔣委員長超越了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障礙,與蘇俄簽定互不侵犯 條約,接受蘇俄援助。二戰時段蘇俄歸屬盟國一方,然而因為各國在其最高指導 原則的「國家利益」導向下,蘇俄卻是John R. Deane筆下身懷鬼胎「怪異的盟邦 」。 三、在種種內外交煎態勢下,蘇俄的援助不僅是「溺水者手中的稻草」或「救命 的副錨」!黃仁宇更言:「蔣(委員長)經常懷注著整個國家生死存亡以及未來之 前途。他的施展,在方法上已盡其極,不問是空城計與苦肉計,他已在各處挪借 透支濫用超過合理的程度。」 四、日、蘇之間始終存在著戰爭的最大可能性,雙方亦因國境線衝突頻繁,但在 諸多原因下並未爆發成全面戰爭形態,主要係乃日、蘇雙方均極力避免兩面作戰 之故,其中關鍵因素即在於中國戰場。 五、中華民國抗戰外交改變了「弱國無外交」傳統觀念,開創弱國成功外交先例 ,有其寶貴歷史經驗。成功的抗戰外交也是近代外交史上沒有過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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