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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名 | Australia-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冷戰後時期的澳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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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劉德海; | 書刊名 | 澳洲研究 |
卷 期 | 1 2000[民89.] |
頁 次 | 頁153-178 |
分類號 | 558.57131 |
關鍵詞 | 經貿; 澳洲; 日本; |
語 文 | 英文(English) |
中文摘要 | 進入九○年代,亞太國際環境出現激變。這些戲劇性的變化對澳洲的亞太政策以及澳日關係都造成很大的影響。本文主旨在從澳洲的角度來探討進入後冷戰時代以來的澳日關係,重點將置於澳洲如何調適自己來因應東亞國際環境的變遷。 首先,在經貿方面,自七○年但以來日本就一直是澳洲的最大出口市場與第一大貿易伙伴。儘管日本經濟不景氣使一九九八年澳洲對日出口減少了百分之三.七,但是日本仍佔澳洲商品出口百分之十九.六,澳洲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為百分之四.六,是日本第四大進口來源國。澳日貿易的傳統模式是澳洲對日輸出農牧礦產與能源等原料來交換日本的製成品。目前澳洲對日出口大宗依次為煤、鐵、與牛肉,此三者即佔澳洲對日總出口的百分之五十。2003-08日本引用國際貿易協定緊急條款,將進口冷凍牛肉的關稅由百分之卅八點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據澳洲農民估計,澳洲農民一年將至少損失達五千二百萬美元。日本指出WTO指導原則允許日本在進口牛肉有一季比上一年同期成長百分之十七以上時日本得以提升關稅。其他澳洲輸日的主要原料尚包括黃金、木屑、鋁錠、羊毛、石油等。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澳洲致力於對日出口多元化,工業製品在澳洲對日出口總額所佔的比率已提昇至百分之十四,使日本僅次於紐西蘭的澳洲工業產品出口第二大市場。日本對澳洲的主要出口大宗為客車、貨車、汽車零件、土木器材與電腦零件等。 此外,九○年代日本已躍升為澳洲最重要的服務市場。日本目前(2002)是澳洲的第三大服務業市場。2002年澳洲對日服務業出口達卅五億澳元。主要是來自觀光,約佔此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日本一直是次於紐西蘭的澳洲第二大觀光客的來源。2002年十二月止七十一萬五千五百萬日本人曾赴澳洲觀光。日本遊客是澳洲最大的觀光收入。迄一九九六年止,日本對澳洲觀光的人數一直都維持近百分之七的年平均成長率。一九九七年達到顛峰(八十一萬人次)。一九九八年受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前往澳洲觀光的日本人數降至七十五萬人次,九○年代首次出現負成長。 其次是相互投資,截至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日本在澳洲投資總額達五百七十億澳元,是澳洲在日本投資總額的五倍多,佔澳洲外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一.八,使日本成為澳洲第三大外來投資國,僅次於美國與英國。至一九九七年,日本在澳洲投資金額已累積至五百七十億美元。而迄一九九六年六月底,澳洲在日本投資總額達一百一十億澳元,尚不及澳洲海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不過日本確是澳洲海外投資第三大對象國,次於美國與英國。 值得一提的是,自一九九○年起日本對澳洲投資額逐年下跌,而澳洲對日投資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一九九一年澳洲是次於美國、英國接受日本海外投資第三多的國家,一九九五年則下滑一名。 至於政治方面,促成澳日在政治上的合作的動力主要有三:一、經貿關係不斷強化使政治合作的需求增加。二、由於不同的歷史因素,澳洲與日本在亞洲都有莫名的孤立感,使兩國在政治相互扶持。三、澳日兩國都採行中型國家外交,使二者合作空間增大。因此,澳洲不僅公開表態支持日本派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活動,而且也聲援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在亞太地區和世界政壇扮演領導角色。而日本則允諾支持澳洲成為亞歐高峰會的成員國。此外,澳日兩國亦在亞太經合會、東協與環保問題上攜手合作。 九○年代,澳日關係最大的突破便是一向低調處理的安全關係獲得強化。主要的原因是蘇聯瓦解,美國式微,中共崛起以及東亞軍備競爭使澳日兩國對於東亞安全戰略環境的不確定性同感關切。於是,自一九九○年起澳日兩國國防部長開始進行互訪,並於一九九六年起舉行政軍會談軍事會談。然而,澳日在政軍方面的合作將可能對澳洲與東亞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中共與南韓。 |
英文摘要 | With the advent of the 1990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Asia Pacific underwent enormous change. This change has greatly affecte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Asia Pacific as well as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tends to explore Australia-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rom 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 with an emphasis on how Canberra adjusts itself to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milieu in East Asia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by and large analyzed in terms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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